本文主要就汉语中是否有必要将以“敲，闪”为代表的一次动词从活动动词中单独分出划为一类进行探讨。在讨论分类时，笔者以语法表现形式的不同作为动词分类的出发点，以浙江嵊州方言为重点论述对象，对两类动词进行了分析。论文指出嵊州方言中存在着三种与“记”密切相关的区分这两种动词的语法表现形式。嵊州方言中的“记”可认为是一次体的标记，在嵊州方言中，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些动词在分类上加以区分。然而，这些语法形式在普通话中不是不存在，就是不能有效区分这两种动词。例如，普通话中存在与“记”相对应的，前置于动词的“一”的用法，但“一”对动词的选择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我们认为普通话中将这类动词单独分类的理由还不够充分。

从上世纪的下半叶起，有一些研究上古音的学者，通过对谐声符的研究以及跟亲属语言的比较，认识到中古舌音(端知章组)在上古可以分成 T 类和 L 类声母。T 类是能跟端、知、章母谐声的一些字，L 类是能跟以、船、邪母谐声的一些字。这个学说目前受到许多学者的推许。本文以战国楚简为资料，对 T 类字和 L 类字在通假例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发现在楚简中 T 类字和 L 类字分别自成系统，互不通假。可见在战国晚期汉语中(尤其是楚地的汉语中) T 类和 L 类声母尚未合并。另外，有些字只根据谐声符的分布则无法确定到底属于 T 类还是 L 类，本文试图根据通假的情况来确定这些字的归属。

本文从历时的角度对中国各个时代对询问“时间的久暂(时量)”的疑问代词，进行探讨，对这些表达在从近代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历史性变化进行调查，并对其用法加以分析。首先，本文指出“几时”这个相对较古老的疑问词有询问时点和时量两个含义。此后，随着只对时量进行提问的疑问词的出现以及多样化，“几时”这个疑问词逐渐语法化(偏向询问时量)，本文对这一过程也进行了考察。然后，对因这种询问时量的疑问词的多样化而产生的“多少＋N”和“多大＋N”等词语的地域性差异进行了确认。在现代汉语中，“多长时间”这个词语超越了地域差异，占据了最优势的地位，本文最后对其内在的时间概念的变化也进行了论述。

本文以北京口语中使用假设连词“如果”、“要是”的两种常见的假设句为研究对象，从典型理论的角度考察这两种假设句的典型用法和边缘用法，并分析其用法的扩展过程。通过考察，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如果”句和“要是”句从表示假设的典型用法扩展出表示习惯事件或时间关系的呈现条件用法。“呈现条件用法”假设句的前句表达的是从现实世界可能发生的两个事件中所选出的一个事件，即该前句具有“条件选择性”。此外，“要是”句还从呈现条件的用法扩展出呈现话题的用法，其扩展动因为隐喻。在此用法中，假设句的前句是从谈话世界的两个以上的话题中所选出的一个话题，即其具有“话题选择性”。而且，“要是”句作为话题的特征是大多表达时间。

以往的研究既已指出，包含虚指性第三人称代词“他”(它) 的双宾句 (如：“玩儿他个痛快”) 只能出现在非现实句 (irrealis context) 中，而不能表达已然事件，但却没能揭示其原因。本文从句式语法角度出发，认为该句式的非现实性是由给予义双宾句中主语的意志性以及由于句式的扩张所引起的第三人称代词的虚指化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any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iachronic derivative paths of Chinese ‘Give’-meaning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This paper follows the methodology of diachronic syntax,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vast amount of data available on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in southeast dialects, to infer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is construction. We argue that the rule of ‘Construction Gap’, enables us to reconstruct two different derivative paths which lead to the present ‘Give’-meaning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s. The derivative path eventually followed by the source sentence patterns i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semantic property of the preposition that appears of the verb.

表示时间的复杂结构(“A 时候”)用于句子，有时跟“在”共现，有时不跟“在”共现。因为时间词一般不跟“在”共现，所以一般认为“A 时候”里的“在”可隐可现，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本文首先通过观察表示场所的词语跟“在”的共现情况，发现“A 时候”用来表示存在的“时间域”，“在 A 时候”用来表示事件产生的“时间域”。再通过实际例子发现“A 时候”适用于将时间与事件一对一对应的叙述方式，“在 A 时候”适用于将事件定位在事件发生的“时间域”之内的叙述方式。“在”从时间方面保证事件“实存”，从而可以说“在”具有接地功能，并可以解释“在 A 时候”作为封闭的领域，容易被焦点化、产生对比性的原因。

我们一般认为，“V过”和「Vたことがある」都是表示经历的句式。然而，有时“V过”却很难直接翻译成「Vたことがある」。这是因为日语和汉语中表经历的句式的视点不同。在日语中，经历被看作为主体上的一种存在物，用存现句来表示。所以「Vたことがある」句式不能与具有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点特定化功能的时间词共现。而汉语中的经历被看作为在过去的某个时点，主体通过了某个事件，用“V过”句式来表示。所以“V过”可以与此类时间词共现。两者的这种差异也反映出它们可不可以在定语里特定该事件。然而，立足于现在回顾整个过去，采用主体在过去的某个时点通过了某种动作而达到现在这种看法时，“V过”也可以表达主体的一种属性。

最近“人气”这一新词已在汉语中扎根。本文想通过弄清“人气”的来历，阐明汉语外来词普及的社会因素，证实词的产生、普及与社会现象的相关关系。过去的“人气”只不过是一个偶发性合成词，含有多种意义。自1990年代起，它频繁地使用于股市，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使用频率也逐渐提高。这种新词普及模式已出现于台湾，通过股市术语这一共同点，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词语由日本经过台湾进入中国成为汉语新词的途径。这条产生途径和各地市场经济化的顺序正相符合。这也许可以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化对新词的产生、普及和日中两国的语言交流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