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学体系是在印欧语语法理论的框架中建立起来的，在此框架中界定汉语语法，可谓是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的传统。固守这样的传统，难免会使我们在汉语语法教学中常有“削足适履”或“捉襟见肘”之感。以“用”为本、“音形义用”并举的“大语法”观念的倡行，则有助于我们拓宽视野，更加全面地理解汉语语法，从而更加合理地解决在汉语教学中所遇到的问题。

本文回顾和评述了四十余年来汉语析句法的发展与变迁。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层次分析法全面取代了中心词分析法，占据了汉语句子分析方法的主流地位。但层次分析法在切分程序繁琐，结构完整性缺失等方面体现了一定的局限性。鉴于此，陆丙甫 1981、1993 提出了主干分析法，以有限切分和向心轨层作为主要技术手段，对层次分析法进行了改良优化。近年来，沈家煊 2019 倡导汉语语法的对言性质和并置关系，这种新观念实质上将句子作扁平结构看待。笔者在充分领悟主干结构和扁平结构分析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自身近几年的工作，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如何理解扁平结构：第一，SVO 句的切分问题；第二，易位句和常规句的关系；第三，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的协调统一。本文认为，主干结构基于语义分析，是更深层次的语法结构。从主干结构出发，结合句子使用的语用情境和韵律信息，就可以得到扁平结构。从根本上讲，主干结构更侧重语义，而扁平结构更侧重语用！

闽东区诸方言中“蜀”字单独念时的读音以及“蜀＋量词”结构里的读音都不一定能够形成方言之间的规则语音对应。这是由于多种例外性弱化音变所致，即，促化、调值低化、前轻后重的重音结构、声母的腭化、介音的脱落、韵母元音的无标化以及主要元音的脱落。

本文以法国外交官于雅乐的《京话指南》（1887–89）为资料，与同一时期其他欧文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了 19 世纪北京话中的新的内部差异。《指南》在语法、词汇方面基本上具有《语言自迩集》式的特征，而在音系方面则明确保留尖团之别、“个”“涉”“责”等字一律具有圆唇元音 o 以及唇音和通曾摄舒声韵相结合时都有圆唇元音 u。总之《指南》拒绝了《自迩集》中京话色彩较浓的一些特征。据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记载，来自江南世居于北京的文人使用配合“北京的调和南京的声韵”的语言，由此本文认为《指南》极有可能反映艾氏所记的语言。最后本文还提出了《京话指南》的语言就是北京官话的可能性。

本篇论文基于宋元至明清时期的代表性白话资料，系统考察语气助词“則箇（個・个）”的使用情况，并分析其通时性变化。研究内容涵盖该语气助词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中的分布特征，探讨其使用情况及表记形式的变迁。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本文揭示“則箇（個・个）”的使用规律及其衰退过程，并探讨这一变化的成因。

本文基于话语认知立场，分析了现代汉语中联想回指的成立条件，并利用话语模型理论呈现了联想回指的理解过程。区别于传统研究中仅关注中心名词词义之间的形式性关联，本文认为联想回指是否成立主要受（1）中心名词所蕴含的知识框架；（2）先行词的修饰性描写；（3）叙述类型，这三点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话语模型理论进行的图式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联想回指的解读是一个由普遍到特殊、由抽象到具体的“动态”的过程。其理解不仅依赖词汇间的知识框架，还必须结合上下文信息，受到语境的强烈制约。因此，联想回指的分析不能脱离语境孤立考察，而应在广泛的认知框架中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本研究探討臺灣華語中特有的［有＋狀態動詞＋到］結構，並分析其句法及語義特徵。透過語料與先行研究整理，將該結構區分為表示“受事受到某種影響，產生變化”的 A 類型及“強調事物的性質或狀態”的 B 類型。此外，本文檢視該結構與臺灣閩南語的對應關係，認為 A、B 類型 2 種結構中的“有”分別受到臺灣閩南語“ū”的“表示事件存在（存在貌）”及“強調性質或狀態”2 種功能的影響。本研究有助於釐清該結構的語法特徵，並深化對其來源及發展的理解。

不同于其他通用动量词，“次”构成的动量短语“数词＋次”除动词后这一位置外，还能在动词前充当状语。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由借用身体部位名词的临时动量词或特定的情态动量词构成的动量短语在动词前后的差异，其结论不适用于“数词＋次”。本文考察了“数词＋次”充当状语时的句法上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指出充当状语时“数词＋次”带有主观大量义，表达的次数不是信息焦点，作为计数对象的动作行为倾向于已然或现实的解读。文章最后从信息结构和交际功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尾焦点原则、“次”的通用动量词属性、主观大量比主观小量更容易获得认同是上述语义和语用特点的成因。

本文讨论“多、少、早、晚”作状语，同时动词后又有数量词的结构，着力探究数量词强制使用的动因。本文从该结构的内部构造层次入手，以其在辖域及直接组成成分的合法性两方面的表现为依据，提出这类结构的内部层次应切分为“[A][VNum]”，而不宜切分为“[AV][Num]”。进而以此为出发点，在指明数量词与动词后缀“了”在很大程度上具备同现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动作和性状在有界/无界上的匹配”这一视角，对数量词的功能进行了解释。最后本文考察了动词后不带“了”的情况。